史记中的故事简短

一、史记中的故事简短

百发百中

一次，魏文侯召见外臣李克讨论治国安邦之道，文侯对李克道：“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魏国尚不够强大，想要设置国相帮我治理国家，用魏成子或翟璜，此二人你看如何？”李克答：“只要考察一下他们过去的举止表现就可以确定了。看其平时喜欢亲近哪些人；富裕时能给予别人什么；显贵时能举荐什么人；处于逆境时干什么事；贫困时不要什么。从这五个方面进行审察，心中就有数了。”魏文侯听后高兴地说：“听了你的话，选谁为国相之事，可以确定了。” 李克告别文侯后，来到翟璜家里，翟璜问：“听说国君召见先生去选荐国相，最后选定谁做国相？”李克答：“魏成子。”翟璜愤然变色说：“我有哪一点不如魏成子？西河太守，为我所推荐；君王为邺城之事忧愁，我又荐举了西门豹前往治理；国君要讨伐中山国，是我举荐了乐羊子而取胜；攻克中山之后，无人守卫，是我举荐了先生您去任职；世子缺少老师，也是我推荐了屈侯鲋。你说，哪一点我不如魏成子？”李克听后义正辞严地反问：“当初把我推荐给国君，你难道不是为结党营私以求做大官吗？你怎能与魏成子相比呢？魏成子虽享有俸禄千种，但9/10用于为国招贤，1/10用于个人生活。他从东方招来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皆属天下奇才，君尊为师，向他们学习治国之道；而你所推荐的五个人，君王只是当臣来用。由此可见，你怎能与魏成子相比呢？”翟璜听了李克一席话，猛然醒悟，他恭敬地向李克行了两个跪拜大礼说：“翟璜实在是无知，刚才说了不少错话，愿向您学习。”

破釜沉舟

秦朝末年，秦军大将章邯攻打赵国。赵军退守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并被秦军重重包围。楚怀王于是封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副将率军救援赵国。 宋义引兵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南)后，接连46天按兵不动，对此项羽十分不満，于是要求进军决战，解困赵国。但宋义却希望秦赵两军交战后待秦军力竭之后才进攻。 但此时军中粮草缺乏士卒困顿，而宋义仍旧饮酒自顾，项羽见此忍无可忍，进营帐杀了宋义，并声称他叛国反楚。于是将士们则拥项羽为上将军。项羽杀宋义的事，威震楚国，名闻诸侯。 随后，他率所有军队悉数渡黄河前去营救赵国以解巨鹿之围。项羽在全军渡黄河之后他下令把所有的船只凿沉，打破烧饭用的锅，烧掉自己的营房，只带三天干粮，以此表决一死战，没有一点后退的打算。 正是这样已无退路的大军到了巨鹿外围，并包围了秦军和截断秦军外联的通道。楚军战士以一当十，杀伐声惊天动地。经过九次的激战，楚军最终大破秦军。而前来增援的其他各路诸侯却都因胆怯，不敢近前。楚军的骁勇善战大大提高了项羽的声威。以至战胜后，项羽于辕门接见各路诸侯时，各诸侯皆不敢正眼眼看项羽。 后来，“皆沉船，破釜甑”演化为成语“破釜沉舟”，以比喻拚死一战，决心很大。

“卧薪尝胆”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典故。说的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力图雪耻，激励自己，在屋内悬一苦胆出人、坐卧都要尝尝，使不忘受辱之苦。睡觉时不用床铺和被褥，睡在木柴上面，使不忘亡国之痛。经过这样多年的磨砺，终于使越国强盛起来，打败了吴国。 但是，卧薪尝胆的典故始于何时？据有关吴越史料的书籍，战国时期的《左传》中“定公”和“哀公”篇中，有越王勾践和昊王夫差的详细记载，而没有勾践卧薪尝胆之记录。另一战国时的著作《国语》中，也无勾践卧薪尝胆之说。 至东汉期间，《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著作中，只有在“勾践归国外传”中，有勾践“悬胆于户，出人尝之，不绝于口”之句，而无“卧薪”之说。 “卧薪尝胆”作为成语，最早见于北宋大文豪苏轼所著的《拟孙权答曹操书》游戏性的书信体裁文中，设想孙权在三国鼎立之时，曾经“卧薪尝胆”，但这与勾践毫无关系。到了南宋，吕祖谦在《左氏传记》书中，曾有吴王夫差“坐薪尝胆”，但只是“坐薪”，不是“卧薪”，只是“夫差”，不是“勾践”。到了明代，张博在《春秋列国论》书中，也是“夫差即位，卧薪尝胆”，虽有“卧薪尝胆”，但亦是指夫差。后来，在真德秀的《戊辰四月上殿奏扎》，和黄震的《古今记要》、《黄氏日抄》两书中，才开始有勾践“卧薪尝胆”之说。明末，梁辰鱼所著《浣沙记》剧本中，将勾践“卧薪尝胆”作为传奇，加以渲染。冯梦龙也在《东周列国志》中多次讲到勾践“卧薪尝胆”之事。清初，吴乘权编的《纲鉴易知录》，亦有“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之句。从此，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故事，就愈传愈广，成为我国的成语典故了。

二、史记中的小故事 大禹治水

很久以前黄河水泛滥使百姓深受折磨，禹接受治水重任，三过家门而不入，终克服困难治好水患，深受百姓爱戴，继承帝位。

三、《史记》里的故事

史记》简介

《史记》为西汉司马迁所著。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 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传记的一种，主要记诸侯之事。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