邑商创业文化的精神特质？

江门商帮－“邑商”，是粤商重要一支。李桂生教授被誉为“邑商之父”，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江门商帮”即邑商的概念。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后期为抗日救国和新中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经历了数百年的漂泊闯荡，邑商在东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不断蜕变，最终形成的有别于其他商帮的特点。

五邑人很早以前就有出外谋生的历史。

最大的移民潮发生在鸦片战争后，江门五邑很多人为了生计，被卖猪仔去金山做苦工。经过几十年的勤力拼搏，至清末民初开始，华侨在海外站稳脚跟后，侨汇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五邑侨乡。据有关资料，从1864-1949年的85年间，侨汇总额为35.1亿美元。以台山县为例，1930年侨汇达3000万美元，几乎占全国侨汇(9500万美元)的1/3。1937年达到1.8亿美元。

另据统计,江门全市户籍人口385.53万人（截止于2004年底），而祖籍江门五邑的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共有376万多人，有海内外“两个江门”之称。江门五邑华侨、华人遍布美国、加拿大和西欧、东南亚等10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50年代，五邑乡亲占了港人的80%左右。仅改革开放以来的20余年，广大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在江门捐资赠物、兴办公益事业达50亿港币，兴办侨资企业2300多家，投资总额超过36亿美元。

涌现了像伍舜德、利国伟、吕志和等一批优秀邑商。

改革开放后，不少五邑人与他们的前辈一样,走出家门去到珠三角、长三角乃至全国各地谋生和创业。

海水涌到哪里，邑商就闯到哪里

邑商出洋闯荡历史悠久，早在公元879年唐僖宗时代就已有新会人前往印度尼西亚经商。但五邑人大规模出洋闯荡还是始于19世纪，19世纪初由于清政府闭关锁国、统治者昏庸腐败，五邑工商业凋敝，百姓的生活困难，小部分五邑先辈开始偷渡到海外谋生。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对外门户打开，大清帝国进一步走向衰败。外强入侵，内乱连年，民不聊生，不甘贫穷落后的五邑先辈们开始大规模地去海外闯生活，他们中闯出了富甲一方的巨商，但也有的从此一去未归。

伴水而居的五邑人天生就具有海洋性格，蓝色的大海，以其浩瀚与深邃，诱惑着一代又一代的五邑人出海闯荡，也造就邑商这一个特殊的群体。勇敢勤劳的五邑先辈随着海水的漂泊，涌向了全世界。早期的海外邑商，大都是以“三把刀”（剪刀、菜刀、剃头刀）起家的，尔后转向从事零售、中介和批发业。在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后，开始从事扩张性运营，累积起相当规模的商业资本， 在当时发展工业化政策的推动下，一部分海外邑商把握住了发展契机，将商业资本转移到工业领域，适时地引进各类管理、技术等专业化人才，加强与当地资本的合作，促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继而造就了冯国经、吕志和、利国伟和伍舜德、李文达等等一大批海外商业巨子。

爱国爱乡，桑梓情深

海洋性格使得邑商遍布五大洲四大洋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恋祖爱乡的乡土情节始终像风筝线一样牵扯着他们，取得成就后回馈桑梓成了他们普遍的做法。

自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起，就有邑商邓荫南变卖产业支持和号召海外华侨回国参加革命。再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八年结束，期间五邑侨商积极组织抗日募捐，仅美加邑商抗日捐款就达数千万美元，可见邑商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为支持祖国和家乡发展，号召更多的华侨前来投资发展，海外邑商与新会、台山、开平政府成立了广东华侨投资公司新会、台山、开平分公司以方便华侨投资。受到号召的海外邑商回国纷纷回国投资于轻工、纺织、旅游、宾馆等建设，为江门五邑打下了良好的产业基础。邑商庞大的侨汇和他们的投资一样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也是一笔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对国家恢复经济建设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改革开放后海外邑商和侨胞纷纷为江门五邑的教育、卫生、社会公益福利事业慷慨解囊，捐资赠物，造福桑梓。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07年底，江门五邑地区共接受捐资赠物达50多亿元！

亦商亦儒是邑商

生长在海边的邑商，在文化有一种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海洋文化特质。天风海涛的生活环境和开放、漂泊的海洋文化打破了稳定、封闭的内陆文化也成就了邑商兼容并包的特性。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飘洋过海远赴美加澳等各国谋生打拼，在成长的过程中邑商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开放整合的海洋精神引导邑商吸收各种异质文化,并使之与五邑地域文化相结合,使邑商企业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与整合中,不断获取综合创新的活力,不断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超越。

因此邑商很少拉帮结伙，帮派意识很淡薄，这跟水泼不进的潮汕商帮完全不同。邑商因其独立性，他们不盲目排外，跟邑商打过交道的人很容易看出他们大都不排斥外地人，五邑当地的民众对各地来此创业的人都能持包容理解的态度。可见邑商在中西合璧的基础上，表现出海洋文化特有的对异质文化的兼容性。

但五邑侨乡文化是一种不彻底的海洋文化，几百年的欧风美雨也不能洗刷几千年来内陆黄土文明留在在邑商身上的印记。受以陈白沙为代表岭南学派所推崇的儒家思想影响，邑商在创业经商和回馈桑梓过程中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一种道德感和责任感，这些特质很大程度上对邑商的事业起到了助推的作用，但这种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在成就了一大批富商的同时又抑制了巨商的出现。

儒家文化所主张“学而优则仕”、“重官轻商”、“重农轻商”与崇商的海洋文化背道而驰，这导致了许多邑商在经商成功之后将精力投向官场和学术界谋求新的方展，而放弃了将产业做大做强的机会。衣锦还乡的邑商们虽大量投资乡里，但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大兴土木，或建学堂或修宗祠，开路架桥，造福乡里，所有的这一切就是邑商骨子里那种“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的真实体现。儒家文化就是“中庸之道”，在邑商嘴边常挂着这么一句话：“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先做人后做事”，这种做人处世的态度在创业前期保障了事业的健康发展，但是在小有成就之后这种中庸思维却又禁锢了邑商进一步的发展。

开创新邑商的创富传奇

时事变幻，时过境迁，随着曾经叱咤风云的老一代邑商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新一代的邑商开始展露头角，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正在或正准备改写邑商的历史，代表人物如维达李朝旺、银雨樊邦弘、嘉宝莉仇启明、金羚潘皓炫、天健梁广义等等。对此我把以下四类人统称为为新邑商：生于斯，长于斯在五邑地区经商创业的五邑人；祖籍是五邑地区但在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经商创业的五邑人；仍在海内外经商的海外老邑商的后代；定居或常年在五邑地区经商创业的外地人；而早年出国创业打拼的老邑商和新邑商则合称为邑商。作为新一代的邑商，在传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兼容并包、独立开放的老邑商精神的同时，应当再添加“敢为天下先”和“抱团打天下”等一些元素，重新塑造邑商品牌，再创邑商精神。